“廉租房”位列十大流行语之首，让我们看到不少社会问题。

    近两年房价飞涨，给很多人带来了住房上的困难，不但买房难，租房也难，房价的飙升，也推动了租房价的上涨。在上海，内环线以内，一居室的住房出租价格一般在每月1500元以上，而在北京，四环以内的绝大多数地方，一居室出租价都是这个水平了。而2006年大学毕业生工资收入的“中位数”，为每月2107元。这样的房价收入比，是不是让他们租房很困难？其他低收入者的情况可想而知。建设部、民政部的一项调查显示：全国城镇低保家庭中存在住房困难的约有400万户；另据建设部测算，目前全国仍有人均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近1000万户。这样算来，到底有多少人需要廉租房啊！

    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廉租房，但廉租房却供不应求。目前，廉租住房保障对象主要是低保家庭，截至去年年底，只解决了26.8万户低保家庭的住房问题，仅占6．7％。另外，占城镇家庭总户数5．5％的低收入家庭，也应被列入廉租房的供应对象。但是研究表明，2006年，我国512个建立廉租房制度的城市，廉租房投入只占当年房地产投资的0．36％。2006年全国仍有145个城市（包括4个地级城市、141个县级市），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。

    廉租房奇缺，在于地方政府提供廉租房的动力不足。土地出让金被称作地方“第二财政”，据媒体报道，中国东部地区的一线城市目前基建资金的40％~60％来自土地出让金。土地出让金的多少，取决于房价的高低，而如果认真落实廉租房政策，必将拉低房价。房价降低，会影响到地方GDP增长，要地方政府提供廉租房而放弃经济利益和GDP的增长速度，显然不容易。所以，很多地方廉租房建设行动迟缓，甚至出现廉租房建好后很长时间闲置的现象。老百姓对廉租房有期待、有怨言，以至“廉租房制度”成为最热流行语，就不难理解了。

    是否认认真真建廉租房，是否真心实意帮助困难群体解决住房问题，反映了官员是不是执政为民的问题。当然，官员的执政理念，是与整个政绩评价体系有关的。要改变廉租房覆盖面过低的问题，一方面，要改变政绩评价体系，将廉租房纳入官员考核机制当中；另一方面，要让老百姓的意见真正起到督促作用，比如，法国通过“可抗辩居住权”法案，规定5类住房困难户如果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，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，通过法律途径迫使政府认真解决住房问题──类似的制度，我们为什么不借鉴一下呢？